在我的工作日记本里，收藏着一张郁美净儿童霜包装纸壳，纸壳不过巴掌大，内侧写有一首打油诗。诗有前序：“清官啊，难断家务事哩。”正文是：“走南闯北进矿山，为儿为女挣书钱。成家立业学字高，尊敬老人是坐牢。逮捕进监做得好，各级机关都知晓。从今往后都莫管，孤独快乐度晚年。酸甜苦辣乐为己，艰难人世落天堂。”

这首诗是我审理被告人L故意伤害案时，被告人L提交给我的。这打油诗诗面的意思，我很清楚。

六十多岁的L是湘乡市金石镇人。他伤害的对象是他离异十多年的妻子P。两人于1968年结婚，婚后生育了一女二儿，都已成家立业。大女在上海一家公司做销售，大儿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也在上海工作，只有小儿在家务农，和母亲住在一起。两人虽然离婚了，但是P并没有离开这组上，两人分开生活，相距不过里把路。2011年4月的一天，因为带养孙女的事两人发生口角，继而发展到搡打。在推搡的过程中，L一口咬住了P的耳朵，把女人咬成轻伤。

案件发生后，当地基层组织、派出所做过许多的调解工作。鉴于两人之间的关系和伤害结果并不很严重，希望他们刑事和解，L适当赔偿女人的损失，女人放弃追究L的刑事责任。但两人积怨甚深，基层组织和当地派出所的工作没有效果。在女人出具了书面请求报告之后，该案立案进入司法程序，L也于2011年11月间锒铛入狱。

案件进入到了法院之后，作为承办人，我原来以为这个案件比较好处理，刑事责任方面没有多大的问题，只是民事赔偿到位就行了。因为这个案件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特殊的关系，我特别慎重，也希望能够尽快处理完，争取让L回家过年。解决这个案件的关键是L愿意赔，且赔偿款到位。但L入了狱，没有办法履行赔偿义务。因此，我想当然地认为能够为L承担赔偿义务的会是他的儿女。于是在案卷中查找有效的联系方式。但只找到了他们村李主任的电话。我与李主任通了话，谈了处理这个案件的粗线条，也希望基层组织能够协助做调解工作。李主任也和我谈了他们的前期工作，认为双方分歧大，积怨深，调解有难度，但也表示不遗余力做调解工作。李主任把L大女儿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我，把L子女的意思转达给我，还特地把大女儿发给他的一封短信转发给了我。之后我打电话给L女儿，但两次通了都没有接，后来我发了条信息，告知她自己的身份和来电之意，希望她能够接电话或者回个电话给我。

那天午间，我正在吃饭，大女儿回电话来了。一个电话打了十多分钟，她说他们父母的变故和他们做子女的在其间的调停，也说了他们的无奈。我把案件的处理意见告诉她，落着点是解决她父亲现在应当赔偿给母亲的款项。现在父亲被关押了，没有办法去筹到钱，只有儿女们能够想办法。她说要和两个弟弟商议。初次交流，觉得毕竟是在外面闯世界的人，还有些见识。晚上，她又来了电话，基本情况还是差不多。因为年关已近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给我准确的信息，能够筹到多少赔偿款。先前与村主任联系时得知潘某的医疗费在一万五左右，我要求他们准备二万元左右。作为长期在上海发展的人，二万元也应该不是难事。我在等他们的信息，可是接连几天都没有信息。后来我又打电话给大女儿，可是，在说了很多客观之后，女儿说，他们出了钱之后，我们法院要能够保证他们父母之间以后不再出任何纠纷。对她的要求，我作了解释，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尽量做工作，阐明些法律观点，对L予以正告，尽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和平相处。但她坚持要法院作出一个保证。我对她说：“我没法给你保证，法院也不能保证，因为，我不能一天24个小时守着他们，法院也没法派个人24个小时看着他们啊。”。我说我只能就案论案，解决这一个案件，一是你母亲的赔偿款到位，二是你父亲能够回家过年。她说，如果他们做崽女的出了钱，还是不解决问题，他们之间还要吵死，还是天天打闹，他们出钱就没有意义。我再一次作了相关解释之后，反问了一句：“难道你就这样不相信你的父亲？村干部也认为你父亲老实本份，不是一个多事的人啊。这次只是偶犯，初犯啊，完全可以从轻处罚的。”我的这一句话突然引了她的愤怒，她说：“这样说来，难道我母亲就是多事的人，她活该就要殴打？”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两人起了不愉快。我问她是不是这个决定就是他们姐弟三人的意思？她说基本上是的，我不相信，要求她提供两个弟弟的联系方式，她拒绝提供，还说不要影响到他大弟的家庭。因为她小弟已经离婚了，但据我了解，她小弟离婚却不是因为他们父母之间的这次打架。

后来，我又联系了被害人P，她拒绝放弃权利，也拒绝由子女出钱为L承担赔偿义务。我多次要求她找来子女，会同村镇司法所、基层组织进行调解，她一口拒绝，坚决要求法院判处。我只好让她按程序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。

1月4日，新年上班的头一天，我去看守所提审了L，了解一些基本情况之后，征求他对赔偿P医药费的意见。L回答说：“我现在没有钱，要我赔偿，只能由我的儿子女儿承担，我带养他们也付出了很多心血。”但L也提供不出子女的联系方式。

案件进入一种搁浅的状态，我有点着急。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，但简易程序审不下去了，即使进入到了普通程序，案子判了，李某受到法律的惩罚，但是赔偿款不到位，也解决不了问题，L回去之后，说不定还会引发新的纠纷，而P，因为赔偿款不到位，极有可能来法院纠缠或者走上上访的道路。

春节前，湖南玉宇律师事务所的费律师联系我，打探L案的一些情况。他告诉我，L的外甥在韶山市人武部工作，而外甥媳妇在湘潭市司法局工作。费律师跟我说L的姐姐和外甥、外甥媳妇愿意代L承担责任，把钱垫上。但他们先要和L沟通一下，怕他们有些想法，也怕L的儿女讲闲话，说他们自己都不管，要外人来管什么。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。1月17日，我以民事调解为由，把L的姐姐和外甥媳妇带到了看守所。只是没想L之姐做了些反面工作，说反正牢也坐了，牢里的伙食也还好，就安心坐，钱就坚决不出给那个女人。我制止L的反面说教，把他们带离了监所，只是通过费律师把我的想法和他们沟通。

P在年前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。因为大执行和春节缘故，无法开庭，也无法组织有效的调解。我只好与P的代理人和当地基层组织联系，不断地反馈信息，希望他们做通女人的工作，争取调解。可是，他们都没有信息回应给我。甚至，我还暗地希望，L的子女能够良心发现，主动来找我沟通，商定一个解决的方案。可是，很失望，从那次不愉快的谈话后，他们谁都没有联系我。

出了节之后，一切都步入正规。所有年前未开庭未结的案件都走入程序。L的故意伤害被安排在正月十七。元宵节上班时，我电话通知P开庭日期，她第一句回复我：“你还要早些讲嘛。”她的意思是我的通知发迟了，然后说小孙子没有人带，律师没有请好，家里的路不好走等等理由，意思是这天来不了。我说，如果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话，那你先来接开庭传票，我们可以延迟开庭。她说要得。中午的时候，我和P的代理人取得联系，告诉他如果要延期开庭，那么她势必要来两趟，路途远，老人车上车下的，也不方便，看可不可以做一次处理好。代理人说他去做工作，然后再给我信息。下午，P给我来了电话，说可以安排到正月十七开庭。

开庭的这一天，P来了，她的代理人来了，同来的还有她两个弟弟。因为提押还需要一点时间，我先把他们请到办公室，跟他们谈了自己承办这个案件的经过以及处理意见。他们支持与否，并不重要，但是，我希望他们能理解，法院在不遗余力处理这个案件，希望能够化解彼此的心结和法结。除了女人，她两弟弟和代理人，基本上赞成我的处理意见。她的一个弟弟对她说：“你不管他们哪个出钱，你只管你的赔偿款到位就行了。”但是，女人不同意让子女出钱，她说子女是她一个人带大的，给他们成的家立的业，他们没有义务为L承担义务。

审理开始了。我一进审判庭，L就从被告席上站起来，想要给我一个东西。因为纸片很小，我隔得又远，一时看不出是什么。辩论的时候，法警才把这张便笺递交给了我。我看了之后，心里很发酸，又递给了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。在庭审质证和辩论的阶段，L对于自己的罪行没有异议，但涉及到民事赔偿，他只有一个说法，要赔钱，只能是子女为他赔，他没有钱赔。休庭合议时，我又把与其基层组织、P、L及其子女做工作的情况向两位合议庭成员作了介绍。

女人一直诉说，三个孩子都是她带大的，她在家里喂猪，供孩子读书升学。男人一直不管不问。她的代理人和两个兄弟也是一口词。我没有问及他们这个。但是，村基层组织的说辞不一样。据李主任介绍，原来L和P的家庭 还是相当的贫困，因为生计和给子女读书，年轻的L一直在外面矿山打工，广东的梅田，坪石，江西的抚州，还有本省的恩口等地，每次他们都是一路去，两人也同睡一张床。所挣得的苦力钱，男人回来都一把给了女人。男主外女主内，这是中国比较传统的家庭模式，孩子们一直跟女人生活在一起也大抵是事实。但单靠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，要撑起一个家，要承担起抚养教育子女的全部义务，只怕也不切实际。况且，在孩子求学的路上波折还比较大，大儿大女都读过几个高四，还有大学，就凭一个农村妇女，能够全力承担得起吗？

庭审结束后，女人与陪审员闲谈，说L有钱，只是以别人的名头存在银行里。但她提供不出是谁的名义，也不知存在哪个银行。她说的L有钱，大概是前年虞灰公路修建时，征收了他的房屋，有点补偿款，后来L另外建了三间红砖平房，而剩下了一点钱，L在去年春节的时候给了每个儿孙，大约每个孙发了五千元。或许李主任反映的信息也不实，是不是真给了儿孙不在查实之列。然而，这一切，都不能排除在父母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作为儿女应当承担的道义。但现在，做子女的拒绝承担道义，我没有法定的权力要求他们承担义务，我又该如何办？

在审理中，我发现，L是比较孤独和比较悲观的。也许，对于法律要求他承担的责任，他没有任何怨怼，但是，孩子们在无形中给他的伤害，给他致命的打击。那首打油诗的最后一句，很明显地就是悲观厌世，只是他不明白天堂是用来升而地狱才要人坠落。他本身不是十恶不赫的人，也不是一个多事的人，而是一个老实本份的农民。我不愿让年过花甲的老人的心，跌落至生命的低谷。

虽然，希望不大，但是，我还是要努力。我再次去看守所提审了L，问除了子女外还有哪些人能够帮到他，他提了几个人的名字。后来，我又与费律师联系，看他能够通过L在湘潭司法局工作的外甥媳妇找到这些人不。费律师还是很给力，找到了这些人的号码，然后又和我说，外甥愿意出钱，但是要和L碰面，取得他的授权，还要与L的其他堂兄弟沟通好，取得他们的同意与支持，因为L的这些堂兄弟都对P要把L送去坐班房不满，都表示要L不赔偿。

案件又出现了转机。后来费律师去看守所与L见了面，得到他的授权委托书。而我则通过费律师，把L的外甥和几个堂兄弟找到办公室，向他们简介了案件的审理情况，取得了他们的同意。

有人愿意代L承担赔偿责任了，那么，案件就可以调解了吧。但女人不愿意调解。她最开始要求赔偿五万元，后来减到二万六千。P的住院费用约一万二千元，加上鉴定费和其他损失，大约在一万五千元左右。L的亲友一方愿意出到一万六千元，但P还是不同意，其间也有过松口，但是她与她的兄弟一联系，就变卦了，要么二万，要么就判。

时不我待，久调无果的情况下，我要求L亲友将赔偿款交至法院指定的账户，然后依法作出了判决，以故意伤害罪判处L拘役三个月，赔偿P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余元。判决后，双方都服从判决，案件也得以圆满执结。

2月15日，是L刑满释放的日期。他的外甥来接他出监，我让他再来我办公室一趟。L来了，精神还好，虽然清瘦，却有难得的笑意。我问他对法院判决有什么意见没有，他说没有，服从判决，也感谢法院对他的照顾和从轻判处。我让他回去之后安享晚年，不要再与P发生矛盾纠纷，在带养孙辈的事项上，两人多沟通交流，不要动气动粗，也希望他改善与子女的关系。如果子女主动来与他和解，要接纳他们，不要再拒绝。他说他能够做到与P和平相处，但说到子女，他只是摇头，然后，不断地用衣袖擦拭昏浊的眼睛里的泪花。

在与L 的外甥和堂兄弟的交谈中，我问过他们L的子女是否与他们交流过对事件的处理意见，堂兄弟说没有，但外甥告诉我，期间他打了不下二十个电话给L的儿子，希望他回来处理了好父母之间的事，但是，L的大儿子一直拒绝。他没有告诉我大儿子拒绝的理由。当时，我问到了其大儿的电话，我是想在案件处理完之后再与他联系，希望他主动与父亲联系，也主动来把老表垫付的钱还上。但是，我却没有多大的底气。因为，我怕再起不愉快。

父母在遇到子女有困难的时候，总是不论对错，以救人解困为己任，不遗余力，哪怕砸锅卖铁，而子女，在遇到父母有困难的时候，却为什么要论过对错？还要讨价还价？

好在案件圆满了结了。结案后，我与李主任、P有过电话回访，现在L和P都相安无事，日子过得也无雨也无晴。而我更希望L能够改善与子女的关系，颐养天年。